邹思聪：我曾在《亚洲周刊》和端传媒做记者和编辑，对于非虚构写作很感兴趣，也在尝试写作，做的多是报道、评论的编辑，和学界、媒体都有连接。“非虚构写作”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现在国内各大平台都有非虚构写作工作室，如“网易人间”、“谷雨”、个人非虚构写作“中国三明治”等。项飙老师曾在采访中提到，中国近年的非虚构写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引起我关注到人类学家对于非虚构写作的重视。以我做口述史的经历，不同于专业的历史学者，对于当事人自己的记忆、经历，我们会承认其有效性，认可每个人口述内容的价值。网络有大量非专业的非虚构写作者写出自己的非虚构故事，在正当性上承认了每个人都可以进行非虚构写作。在我看来，除了像“谷雨”这样专业机构的写作以外，像人物的回忆录、传记，包括很日常的写作，都可以归类为非虚构写作。我也想知道，学者是怎样看待非虚构写作，学者是否能够来进行面向公众的非虚构写作。项飙：在我看来，非虚构写作可以粗略地分为故事性和叙述性两类。现在大部分的非虚构写作是故事性的：有一个事件、情节在里面，是一种“story telling”——也就是历史学家讲的，人类和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所在。而跟讲故事不一样的是叙述性，“narrative”的。文章是一个叙事，不一定有情节，但会对某个状态或某个问题有一定多面向的、总结式的报告。这跟中国20世纪20、30年代至80年代非常流行且重要的报告文学很相近。这几年，我对“附近”的问题比较感兴趣。重新塑造“附近“这个问题就跟叙述有关。叙述是把多面的、看似分散的事情重新放在一起，构造一个意义上的结构和秩序。历史就是一个叙述，把事情根据时间的流程和逻辑进行排序，这是比较重要的工作。重新去想象一个生活的构造、生活的意义、附近世界的构造，可能都离不开叙述。这种叙述通过线上的非虚构写作，是不是会沦为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流量经济的一部分？抖音、快手也是在说附近，但是跟我想象的附近好像是倒过来的，是通过那种录像把附近给碎片化、夸张化了，并不是讲一个多样社会关系的构造。比如小区里面的阿姨、清洁工、门卫、保安，还有小区外面的商贩，这些人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附近的想法要建立的。但眼球经济下面的“附近”、身边的事情，跟这个是倒置的，就是把一些片面内容夸张，不是看联系，是看事件本身，突出事件的独特性、政经性。非虚构写作如果变得越来越故事化、事件化、吸引注意力的话，会不会违背了非虚构写作本身的目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趋势？有没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影响吗？过去长篇报道、报告文学，还有西方像《纽约客》的 Long Form 、《卫报》的 Long Read 是非常重要的，评论性比较强，这些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前非常重要，就像报告文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但在网络时代不知道这种传统是不是不可能恢复了？或者说这在网络时代很难实现？对于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以网易人间作为例，我很想知道的是，这六年中你们看到了非虚构写作呈现出一种怎样的趋势、有哪些变化？沈燕妮：我是网易人间工作室的负责人。谈及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变化，我从2009年在《南方周末》实习起关注到各类媒体的内容生产，在网易人间平台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个平台，真正让各行各业的普通作者广泛书写、投稿，并对写作内容进行大量的传播。6年中，从我的工作经验来讲，非虚构写作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平台自身确立的风格。一开始人间会考虑大家希望在人间平台发表怎样的作品，在大量的投稿中我们会努力筛选，也会经常反思：我是不是作为一个媒体，把诠释权收到了自己手上。每个人想讲的故事都不太一样，我作为普通人，教育经历，生长经历跟编辑们完全不同，作者写的内容他觉得很有价值、应该被所有人看到，但是编辑没有选中，是不是因为编辑在把控内容传播场域方向时，将诠释权收到了我自己的手里？我十分担心，出于编辑个人的偏好把这个平台题材窄化，这些年我们也一直在努力避免。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普通人，很多时候社会没有给我们主角的立场，我们自己也缺乏主角的意识。“我”能不能作为一个讲述者，“我”能不能作为一个写作者、并成为一个让大家听“我”说话的主角，一直以来这件事情对于大多数作者、读者来说，都是在慢慢建立的过程。网易人间也是从第三年、第四年，直到第五年时才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和作者向我们表示，我在人间投了很多篇稿子，不少已经刊发了，得到很多读者的反馈以后，我非常很开心，“能有一个表达的机会，真好啊！”大多数时候，作为从业者我坚持做非虚构写作平台这么多年，让我很开心的事情是给了大家一个表达的空间，这个空间很少有人提及，甚至不值一提，但其实很缺失，也很重要的。抖音、头条号、微信的公众号这类媒体上面什么样的人更容易被看到呢？可能是会抓住眼球、知道大众都在讨论哪些热点的人，当大家都在关注某一个热点的时候，他们跟上热点对有可能为自己吸引粉丝的内容进行表达，甚至制造热点引流。但我一直都不希望人间搏眼球，也不希望制造热点。大多数热点话题都是建立在激发情绪基础上的，这可能就违背了我们一开始想要认真讲述一件事情、讲述自己对社会的理解的初衷。为了让讲述本身变得更加单纯，不管是风格的确立还是向读者和作者阐述的态度，都是希望大家能够真实地、真诚地讲述一些事，用作者自己的语言。编辑不仅不会破坏作者的语言风格，更会鼓励作者尽可能用他熟悉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讲述。随着读者群和作者群的增加，我个人发现这些年，非虚构写作最大的特点是，大家表达的热情和对于能够有地方表达出自己真实声音的诉求是源源不断地增加的。或许，不同背景、不同职业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大家对于人类社会很多同理心的东西是一致的，我们有共情、有同感、有共鸣。游天龙：网易人间平台一天或一周的投稿量是怎样的？沈燕妮：大概一天一百篇左右。但并不是这一百篇都是最后刊发的形态，其中会有各种各样的样式。但经过几年的观察，投稿量这个数字一直都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没有激增，或是慢慢减退，是一个持续稳定的生态。包括来稿、编辑筛选、跟作者参与修改、到最后上版的过程都是颇为稳定的。游天龙：编辑筛选稿件的标准是什么？网易人间更看重什么样的稿件及稿件的哪些方面？沈燕妮：网易人间不希望我们的初衷特别狭窄，更看重文章的真情实感，涉及内容有一定的落点和社会性。编辑作为第一读者，能够明白作者想要讲述的内容。一开始，我们需要一个稿子有好的开头和非常好的方向，方向指的是既要符合现当代的社会性的发展，又要能够共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这个“门槛”在慢慢往下降。我们当然希望稿子的质量越来越好，但写作的初衷、或者是鼓励大家开始去写作这件事情，甚至不考虑这个稿子需要有什么，只要内容是真实的，情感是真挚的，通过这件事情编辑看见了一个能够共情的故事，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跟作者联系。最终我们会帮助作者，跟他一起实现这篇文章更高的完成度，让更多的读者看完之后懂得作者要表达的。但是在编辑的过程，真实性核查还是会十分严格的。但相比起专业媒体，我们在选稿的时候，并没有设置太高的门槛，因为这会更让大家丧失表达的权利，让想要认真写作的每一位普通人没有空间和平台，这跟我们的初衷是相悖的。
严飞：非虚构写作的写作者，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写作者是新闻记者。例如袁凌写的《青苔不会消失》，这本著作就是很典型的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书中选择了12位底层的人物，写出他们的人生故事。袁凌本身就是一位新闻记者，再结合他中文系的写作背景功底，进入到非虚构写作的视角当中去。今天很多栏目、平台都有这样的专业记者进行非虚构写作，写得非常气势磅礴，非常具有穿透性。第二类，写作者是日常生活的亲历者。他们可能就是网易人间平台每天会接触到的大量的普通人投稿，写出自己身边的故事，这是完全生活化的场景。第三类，写作者是专业学者。我觉得社会学家也是可以进行类似的非虚构写作。我特别推荐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Matthew Desmond的作品Evicted：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中文译本：《驱逐：美国城市的贫困与利润》或《扫地出门》，该书曾获2017年普利策奖创意类非虚构奖），书中从头到尾都是以非虚构写作的状态对城市中被驱逐出去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进行白描。但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这本书最大的特色是会加入研究的反思，包括研究方法的反思、自我浸入的反省，以及注释中大段的文献回顾和数据展示。这种学者视角的浸入，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非虚构写作里是非常非常稀缺的。
项飙：非虚构写作的兴起，令我感兴趣和受到鼓舞的是抢救语言的问题。因为长期的政治、教育，包括中国社会里的精英崇拜文化，造成老百姓讨论问题时没有一种语言能够把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宏大的事情联系起来。讲到大的事情，马上进入到官方语言中，而讲到自身经历，只是简单化的，还原为一些利益关系。最典型的是各种赔偿问题，各种纠纷本来都是很复杂的，涉及到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情感，历史因素等很复杂的事情，但最后都是空谈，只在探讨利益和金钱关系。对于宏大概念或事件的表述话语没有比较有效的、有机的，缺乏深入浅出将复杂的事情和道理说明白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的缺失使得老百姓觉得生活没意思，造成很多失重感、失方向感，导致人不能有一套语言把自己的生活精确地表达出来，说的内容、想的内容、自己做的事情，不同场合表达的内容都不一样，人会感到疲惫。我作为社会学、人类学学者，注意到这种“有机语言”的缺失对学术研究造成的障碍也非常大。学术研究在采用有机的、生态的语言讲述深刻的道理方面，做得还不是很到位。很多学术文章都是在套词、套概念、套框架，没有讲道理。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较大的变化是，外交部发言人发言中的语言转换。相比十年前、五年前，现在的发言采用大量日常语言进行对外传播。但对内，我们讲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却没有自己的语言。学术研究里也存在这个问题，可能是我自己很不精确的印象。我认为如果缺乏那种语言很多问题没法阐释清楚，只是在套用和重复。学界都说要对理论进行修正，但那个修正显然是很机械化的。没有有机的语言就捕捉不到真实生活里面发生的矛盾、新趋势和新的机理，而仅是套用说理论不够精确、修改词句，意义不是特别大，老百姓也不一定需要这些文词上的修改。游天龙：项飙老师前几年在北大做了一个讲座，提到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原生态的、原初状的民族志写作。之前我把学术写作，包括民族志写作在内的学术写作和非虚构区分得比较明显。但项飙老师提醒我，这两者的共通点可能大于他们的差异。我觉得学者做的社科研究，特别是质性研究，应该让普通人也能理解，而不仅仅陷于学术圈内部的交流。现在很多社会学者或者是人类学家喜欢在理论上构建新理论，但往往脱离了实证，研究能发很好的期刊，但是对于大众、对于社会的贡献却非常低。有些学者不屑于把平常他们田野当中收集来的数据、观测到的故事，让更大的读者群了解到，只局限于各种评审机制期刊、SCI的发表，没有起到社会学家所应该具备的社会情怀。我们应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只把自己局限在小书斋里面写一些这样的论文，既没有社会影响，某种程度上也贬低变现行为，这种情况应该做出调整。以我的个人经历，也曾在燕妮的鼓励下写过非虚构。我之前是做移民研究的，见证过各种非常悲惨的、非常戏剧化的或是非常好的结果，人生百态的经历如果变成论文，就把非常丰富的故事变得非常干瘪。这种论文在学术圈内看来是有价值的，对于评职称是有作用的。美国前几年特朗普政府反移民非常严重，学界虽然发表一篇又一篇论文指责特朗普的做法是错的，政策会导致不好的结果。但是这些论文真的生产出来以后对于社会大众产生的共情和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在移民学术圈看到大量产出的论文，但没有看到哪篇论文能够对于美国政界或者是舆论界起到影响，哪怕产生一篇非常好的纪实报道的效果。这两年的The Atlantic、New York Times都在美墨边境做骨肉分离或是特朗普政府内部如何操纵移民体系的报道，报道产生的效果远远大于论文。学者写不出这样的内容吗？很多学者，特别是移民学界的学者掌握很多第一线的知识和非常丰富的素材，但是他们不会写非虚构，只会写民族志，写学术性的民族志，但是学术性的民族志流通的范围非常狭窄。学界很少会有项飙老师、严飞老师、田丰老师这种能够出圈的学者，让更多的读者群认识到、关注到原来中国还有“三和大神”这样的事情。严飞老师之前研究过北京的Floating dream（悬浮时代下的都市新蓝领、城市务工者的生存状态），这样的非虚构写作远远比论文更有价值。我们的很多学者放弃了社会责任，其实学者应该更多发挥公共层面的角色和职能。邹思聪：我之前读了《扫地出门》、《岂不怀归》和项飙老师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岂不怀归》是一个故事性的开头开始，接下来是一个比较标准意义上的、类似于社会学论文的对于各种概念的介绍，比如说对二房东、人才市场、日资月结的工人等概念会分章节说清楚。项飙老师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包括《全球“猎身”》也都是标准体例的社会学学术论文的格式。《扫地出门》那本书，从非虚构的角度来说，算是一本标准意义上的非虚构作品，因为有大量的人物故事，而且这些人物故事章节之间具有连续性，第一章出现的人物会在第三章或者在结尾出现，他在一本书的内容中，包含在某个时段内完整的人生，在哪个街区、怎样被驱逐、怎样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住在车里面等。《扫地出门》在我的印象中，和读到的传统非虚构写作又有点不同，它不仅仅是讲悲惨的故事，或者底层的故事，没有完全局限于一种故事原型当中，如英雄主义的、悲惨的、悲剧的等等。在这本书中，我又可以读到社会学家或是人类学家比较独有的问题意识。在这样一个被损害、被系统性侮辱的环境当中，一个有色人种的穷人家庭，在法律、银行制度、房屋出租等方面，我能够读出来他在那样的环境中在被系统性排斥，一个这样种族、阶层的家庭，只会越来越穷，越来越糟糕，所在的街区，也是被人为规划的。当我读的时候，我感到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是我们做记者比较缺失的，许多专业记者也许可以讲出比较好看的故事，但是在回归某一个问题时，可能有时候会缺少问题意识，或者是意识到了问题，但是讲不出来，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严飞：我补充一下思聪老师说到的问题意识。今天论坛的主标题是“非虚构写作的社会学意义”，既然提出这样的标题，相信大家已经预见到非虚构写作目前的情景。相信燕妮老师更加深有体会，每天接触到大量非虚构写作的投稿，基本上都是一篇篇故事，怎样选择一个好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变成了平衡的标准，也许其中更加需要一个社会科学的视角切入。对于《扫地出门》这本书，我读后感触最深的不仅仅只是如同思聪所讲的“带有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进行长期的学术观察，同时他所有的脚注都是非常严肃的，有点偏向于理论维度或者是论文题材式的论文写作风格和反思，包含数据的呈现、比照和分析，这一点是在普通的非虚构写作当中无法见到的。我还特别喜欢黄灯老师的《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等作品，最早的写作是来自于她自身经历的呈现，白描式的呈现，这两本书里面把大量的故事平铺直叙地、白描式地呈现出来，这样的一种呈现在梁鸿老师的《梁庄十年》里也有。但其中唯独缺少社会科学深度的反思，一方面是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为什么关注这些问题？第二点是研究方法是什么，为什么这些群体如此重要？第三点是这些人背后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结构性的动因？这些群体是一个个体的个案，同时又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是今天这样一个撕裂的、断裂的、悬浮时代的代表。我觉得社会科学的写作意义就在于此，可以不断地更好地总结这些个案、代表性的声音和故事，总结并推演时代的弊病，或者是对时代发展特定时间段中一道特定的裂痕进行深度地分析，而不再仅仅只是平铺直叙的白描。我非常同意思聪老师说的，新闻记者、新闻媒体有非常好的写作才华和故事，学者有理论的提炼和方法论的关怀、框架，如何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做出更加有意义的、有价值的非虚构写作，这应该是未来一个积极的方向。
Q&A
关于“附近”
孙哲：最后，我有一个小的问题问项飙老师，我也在做社区研究，“附近”这个问题确实是现在被做社区和社群研究的人更多引用到的。当我们说“附近”的时候，至少我看到很多人又会回归到一种田间的熟人社会的浪漫想象，包括大院的想象。对于真正的附近，我同意“附近”的多样性，另外一点，我们提出现在社会的“悬浮”，或者是流动当中的“附近”的时候，它的新的一点在于什么？我比较在乎新的一点。这个“附近”在城市化的中国中，新在哪儿还是要回归到传统的想象当中来。项飙：首先，附近”肯定不能是回归，因为原来那个在单位制下的“大院”，本身也不能够叫“附近”，其中同质性非常高的是同事的感受，后来大院单位制解体之后，我们感受到的很多社会伤害也是与此有关。现在你去采访很多大院里的人，他们当时的那种优越感，对社会差别认识的有限程度，导致了他们要么对其他群体有所误解、非常鄙视，要么会对自己的地位失落，因为大院很多下岗员工，特别是大的国企经济的衰落，也造成很多问题。高度一致性的社区建设，其实是“附近”概念所反对的。现在的社区建设本身不是问题，“社区建设最后500米”的说法政府也在提，各种互联网大厂、快递、物流公司都在提。“最后500米”是社会控制的关键，也是赚钱的新经济的利润来源，小区搞得越来越好，狭义上的社区建设，我觉得不是问题。问题是说社区里面和社区外面的关系。社区里面的人、他的门房外面送外卖的骑手、还有门口摆摊的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是“附近”要去捕捉的内容，“附近”的新意是在这里。城市讲起来就很多了，整个空间构造是外界抛给我们的，很多大楼建好了，我们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也都被抛进去了，当然并不是随机的，有多少钱，能够买什么样的房子，是跟结构有关系的。但是大家搬到这个小区里面来，互相之间都是不认识的，这是一种很随机的，被抛在一块儿的感觉，小区里面的人在经济地位上是非常同质的，跟小区外面的人又是很隔阂的。这种完全被抛在一块儿的感受在人类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其实“附近”并不是要去克服这种“抛在一块儿”的感觉。相反，“附近”是说怎样能够利用这种感觉。反正大家都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土地”“建筑”都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都是刚刚搬进来不久，反而从这个地方出发，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认识邻居，认识门外面开理发店的大姐，她们家孩子上学怎样，修车铺的人，这样就形成一种多视角。今后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讨论公共政策问题的时候，包括疫情要怎么预防，教育要怎么进行。在讨论这些的时候，就会想到你认识的附近的这些人，这样至少看问题的角度会丰富，也会比较客观。“附近”，作为一个skill of knowing，但是我觉得其实是skill of seeing。Skill是看世界的层级，“附近”是一个舞台，要通过大脑去塑造出来的舞台，这个舞台里面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力量，然后你要去“看”。首先我们要做的其实是主观意识到这件事，然后去看自己的生活，看自己身边生活的兴趣和能力。什么叫“看”？大家提到的《扫地出门》，我从他那里学到的就是“从看到的东西里面看到东西”。这是我觉得非虚构写作比较重要的一个点。“附近”也是一种要训练的能力，要在看到的东西里面看到东西。第一，看到的东西不要熟视无睹，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特别是年轻人，对于身边的事物熟视无睹，但是对于非常遥远的想象的事物，有很多说法，希望带来改变。在这个意义上，“附近”和“非虚构写作”基本上是一个问题，因为非虚构写作必须要写附近，要写你熟悉的东西，才会写得比较有意思。原来所谓“追求崇高”，这种抽象的、无处安置的激情在社交媒体时代很容易被点燃，很容易膨胀，我们自己深耕的实际生活会越来越稀薄，大家到时候都会背着人造氧气桶呼吸，而没有能力去呼吸自己身边自然的空气。邹思聪：很感谢“附近”这个概念在去年的提出，并且引发公共关注。这次回家我和外婆聊了很多，项飙老师说的“有机语言”，我在她的叙述中有所体会。很多的俗语、俚语，我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她今年81岁，聊天过程中讲述的人生，像是在一个巨大的平面上，没有时间性，诸多历史事件仿佛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上一秒是国民党后期“吃光队”在村子里的出现，下一秒是反右中哥哥决定不读书了，因为“那些能干的人都被整了”，接着就是“大搞钢铁”，我可能需要不断地追问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但是她用家乡话，讲得很生动出彩，让我非常意外。因为她一生中唯一会写的几个字，就是她的名字，还是后来我妈妈教她的。作为90后，一直往外走的教育和工作的人生经历，让我们没有回头来看自己的故乡和家人。而且在我的家族中，多半也是听父辈，爷爷、外公等男性讲得多，像姨、姑姑、外婆、奶奶等，我听得很少。但因为“附近”这个词，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第二个，关于我家乡另一面的案例，是从他人身上看到的。如果只关注我自己所处的城里，以及我的家庭环境、家族人从事的工作，你看到的可能是一个三峡移民小城市的迅速发展，在有样学样地模仿一线城市的财富、拆迁和房价的故事。而在深圳工作时，我遇到过一个关注深圳城中村打工者的建筑师，他在深圳城中村认识一个我的老乡，是90年代来深圳务工的农民工。这位农民工90年代出来，在深圳的城中村改造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中遭遇过驱逐和搬迁。而他挣得的钱，到老家镇上买了房，从村里搬到了镇上。然后现在小城经历改造拆迁，乡镇变成街道办，他又即将面临另一次拆迁和驱逐。所以实际上，作为一个中国农民工，他在两次城市化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同样的事情。这种民间叙事，显然和官方叙事是不同版本的叙事。我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冲击是很大的。
游天龙：社会学或者是非虚构侧重于微观观察，希望看到不同群体的对比，让写作更有张力，其实现在社会学我们本来一直也有定量的传统，定性只是我们的一部分，定量、定性的结合，现在在社会学研究里也是非常的普遍。我们自己很早就意识到，如果只是部分观察，很难得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或者是具有解释力的概念，所以现在我们也在试图去解决这方面的不足，而且已经有了一些相当好的作品出来。但是非虚构可能就比较难做到像社会学研究这样，在微观和宏观不同层面去进行不同群体的对比，因为他们大多数毕竟是非专业的写作者，而且他们可能就只关注到身边的事情，也缺少社会学方面的训练，所以他们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如今一些比较专业的作者写的这些非虚构作品，比如说去年下半年当时有一个很火的爆款文章《困在系统的骑手》，就是一个非虚构作品，但是《骑手》这篇文章的作者采用了非常系统学的方法，采访美团、饿了么的骑手，通过反映他们的生活体现他们怎么被困在算法之中的。这个文章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写作者进一步接受采访，讨论他们是如何做这个研究的。甚至我觉得像去年瑞幸被浑水做空的那篇报告（《瑞幸咖啡：欺诈+存在根本性缺陷的业务》）就是非常有价值的社会学研究，派了很多人去瑞幸的店里面观察每天的客流量是多少，通过一系列非常严谨的定性的方法，写出来的报告虽然看起来有点枯燥，但是那份报告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社会学的研究，只是把它用在了金融做空操作之中去。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非虚构写作者的非虚构作品，其实很多非虚构作者的文中作品的后记，或者是前言，或者鸣谢，甚至自己的自传，都是非虚构作者的“非虚构”，都可以从中看到观念的改变。去年我读了《纽约客》一篇非常长的文章，How Cultural Anthropologists Redefined Humanity。文章讲的是20世纪这些文化人类学家是如何定义“人”这个概念的，他们这些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很经典的作品，这些德高望重的人类学家，是如何通过他们的作品，通过他们对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来影响我们当代这一批人。这些以后出生的人，对这个世界，对社会运作体系一系列看法的改变，这就是你所说的“非虚构作者的非虚构”的经历。我感觉很多我的同行，或者是青年的社会学、人类学的硕士生、博士生，他们可能反而受制于多年的训练，以至于很难写出一个在我看来有灵气的作品，有生命力的作品。我们受的社会学训练、社会学理论太多了，以至于写作会写出一种范式，或者是虽然是很丰富的田野材料，但是写完觉得干巴巴的。如果你没有受到太多这方面的训练，也未必非要带着这方面的立场。很多小说家，也没有社会学、人类学出身，但是写的东西一样是传承了这么多年。从自己本身出发就好了，按照项飙老师的说法，以自己作为方法，不一定要遵循什么套路，站定什么立场，否则反而会让你的视角受到很大的限制，影响你最后写作成品的质量。